在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的全体会议上，樊芸代表称：现在证券法顶格处罚只有60万元，解决不了问题。像“割韭菜的赵薇”，不止一项罪名，加起来才罚70万元。建议证监会主席易会满“要管管”。

　　对樊芸代表的提议，笔者非常支持，就应该大幅提高证券违法违规的成本。

　　证券违法违规成本较低，是一些市场主体敢于以身试法的主因，反正违法所得远比潜在违法成本要大。目前的证券违法违规成本主要包括行政处罚、刑事惩戒和民事赔偿三部分。首先，行政处罚金额过低。《证券法》对虚假陈述的行政罚款仅为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。其次，刑事惩戒缺乏威慑力。《刑法》对违规披露、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对欺诈发行股票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第三，民事责任追究不到位。很多受损投资者没有足够时间和精力提起诉讼，且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极少立案，受损投资者获得民事赔偿的难度较大。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虽然比较完善，但赔偿主体往往是上市公司，而非董监高等实际责任人。

　　与之相比，美国证券市场的违法违规成本则要高得多。《萨班斯法案》规定，故意进行证券欺诈的犯罪最高可判处25年监禁，对犯有欺诈罪的个人和公司的罚金最高分别可达500万美元和2500万美元。安然公司因造假被美国证监会罚款5亿美元，公司宣告破产。安然公司有几十人被提起刑事指控，CEO斯基林被判24年徒刑并罚款4500万美元，其财产也被冻结；前董事会副主席巴克斯特在2002年美国国会开始全面调查安然破产案时饮弹自杀。会计师事务所的安达信因帮助安然公司财务造假，被判处妨害司法公正罪后宣告破产。安然公司的投资者通过集体诉讼，获得71.4亿美元的赔偿金。

　　在成熟资本市场，财务造假者通常会被罚得倾家荡产，甚至会“把牢底坐穿”或丢了卿卿性命，足以震慑那些以身试法者。因此，首先建议A股市场提高对违法违规的行政处罚力度。比如，对虚假陈述的行政罚款规定不低于2000万元。

　　其次，要提高刑事惩戒力度，将欺诈发行罪的最高刑期从现在的五年提高到无期，对违规披露、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刑期也要大幅提高至25年。还应规定，证券犯罪不得减刑或假释。证券犯罪分子要想违法获得大量金钱，就要承担“失去人身自由”的风险。

　　其三，要完善民事赔偿解决方式。2018年出台的《关于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》第13条提出，对虚假陈述、内幕交易、操纵市场等民事赔偿群体性纠纷，受诉法院可选取示范案件先行审理判决，以此引导其他当事人通过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解决纠纷。

　　其四，要提高市场操纵、内幕交易的违法成本。建议尽快出台相关民事赔偿司法解释，让违法违规者随时面临广大投资者的民事索赔。

　　其五，对虚假陈述应追责首恶。上市公司违法违规的主要责任人应是董事长、董秘、财务总监等高管。应该规定，董监高需以个人全部财产承担赔偿责任，在赔无可赔之后，才由上市公司兜底赔偿。

　　其六，监管部门监管执法应遵循公平原则。现行重大违法退市制度，依据“法不溯及既往”的原则略显不公。